兰戈

B | 而自2024年以来，针对不合理诉求的讨论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甘肃陇南市、青海西宁市等多地政务热线都曾公布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案例。

C |          观察者网在现场了解到，展区内，海光CPU系列面向服务器、数据中心等通用计算场景提供算力支撑；DCU系列作为高端AI加速芯片，支持全精度浮点及多类型整数计算，兼容主流软件生态，支持训练与推理；端侧嵌入式产品，如运动控制系统、AI一体机、云终端等，则推动AI从“能对话”向“能干活”演进。为此，202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 热线服务的意见》印发，厘清12345热线受理范围，并明确指出，对恶意扰乱12345热线工作秩序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D | 此后，宁波、厦门等多地陆续出台规定，针对不合理诉求建立分类分流与免考核机制。         为更了解海光信息在AI算力领域的布局与思考，大会期间，观察者网等媒体与海光信息总裁助理兼智能计算产品部总经理杜夏威展开对话，围绕云边端协同、开放生态建设、Token经济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陈锋是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从2019年起，他和团队持续跟踪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的实践，田野调查覆盖多省市的基层政府。陈锋关注到，在当前的数字治理系统中，一个不合理诉求往往会引发一场“工单空转”，一群基层干部围绕着它兜兜转转，耗费大量人财物，只为了向系统证明这个诉求不合理。         以下为对话实录：          提问：这次WAIC，海光展示了嵌入式AI的布局，算力从云端往端侧走，您觉得最大的应用机会在哪些场景？          杜夏威：端侧确实是AI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这种为了整治形式主义而衍生的“新形式主义”，正在透支基层的治理资源。这次不管是会场的报告，还是我们展出的产品方案，都在强调云边端全域的协同。因为端侧的触达面与数据中心端处于整个链条的两端，依托端侧产品可以更多地去拓展和覆盖市场侧的需求。

图/图虫创意

无效诉求如何产生？《中国新闻周刊》：各地正在陆续出台针对“不合理诉求”的分类分流规定，这类制度能否在执行层面真正叫停无效诉求的空转？陈锋：有肯定比没有好，这一点毋庸置疑。         同时，端侧与数据中心端之间也有相应的耦合与协同。中央文件强调要规范12345的合理使用，对于那些涉嫌造谣、威胁、牟利性质的电话，甚至明确提出可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对滥用者确实有一定威慑作用。数据中心提供的强劲算力以及Token输送，一方面可以支撑端侧的应用场景，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端侧的高端算力补充。在Token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样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市场用户和场景侧的覆盖。

E | 困难仍然很大，且在于其结构性根源：真正困扰基层的那类诉求，具有很强的伪装性，单从工单文本里很难识别，面临的是“去情境化”的困境，即诉求从真实的治理情境中脱离出来，以标准化信息进入系统流转之后，系统里看到的已经不是真实的问题，而是真实问题的变形。举个典型例子，两个邻居有长期积怨，今天举报对方堆物堆料，明天举报对方电动车乱停乱放，后天举报对方垃圾分类问题。从每一个单项看，这些诉求本身其实都说得过去，但他真正的诉求是借这些事情来给邻居制造麻烦，给基层干部找不舒服。         提问：海光DCU一直在强调开放架构，从实际落地来看，开放架构给开发者和合作伙伴带来的最大便利是什么？          杜夏威：海光始终在坚持开放的原则，这里面有几个维度的考量。这类诉求的本质是邻里矛盾，而不是公共事务投诉，但在工单里，它就是一件件独立的、看似合理的具体事项。         第一个维度是从长线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像是为飞轮的启动提供点火和助力，保障它能够进入初期运转的状态。传统科层治理有一套“逐级消化”的逻辑，矛盾在贴近问题发生现场的层级上化解，上一级只处理下一级真正化解不了的。

F | 但伴随AI产业链、软件栈以及模型的快速发展，除了自身贡献力量之外，我们也需要依赖生态侧的力量。         通过开放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开发者和伙伴加入以海光算力为核心的生态；另一方面也可以依托他们的力量，让大家在各自擅长和专注的领域发挥优势。         第二个维度是，AI芯片以及DCU软件栈的发展需要形成全链条闭环，才能实现对各类场景的有效支撑。我们不仅聚焦于海光CPU、DCU和自身的软件栈，也致力于拉动整个产业链进入开放状态。这个逻辑有一个核心假设：情境知识就在基层，处理权也在基层。         具体而言，我们一方面逐步开源开放自身的软件栈，另一方面联合国产GPGPU生态中的不同芯片厂商，推动软件栈和统一接口层面的开放合作，尽可能降低用户在不同芯片之间切换的额外时间和人力成本。

G |          第三个维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动作，引领和带动国产GPGPU厂商和生态的良性发展。但是，12345打破了这个假设。

H | 整个产业链条的健壮和良性循环，是所有芯片厂商和模型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原本在社区现场，一个熟悉两家历史的村居干部，对这件事一目了然，知道这背后是什么。但一旦诉求进入热线系统，被简化成标准化工单，情境就脱离了。《中国新闻周刊》：“去情境化”造成了什么样的连锁反应？陈锋：它使诉求的合理性变得极难在系统内部判断。现在热线的基本定位是“不设门槛、全面接诉”，这个定位的初衷当然是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任何一个诉求，从表达权利的角度讲都是合法的。

I | 但当这个诉求进入系统之后，系统就要决定：这件事归谁管、要在多少天内回复、满意率怎么算。

J | 诉求本身的合理性无法被系统识别。

K |          提问：您此前提出过“算力指标”与“Token吞吐量”并重的观点。一旦诉求跨级传递到达市级层面，要界定它是否合理，就比在基层时难了不止十倍。本届WAIC上，海光更想传递的是算力有多强，还是算力转化为Token的效率有多高？          杜夏威：我们始终坚持以端到端的视角来看待底层算力对上层业务的支持。

L | 上级政府也意识到这类诉求大量消耗基层人财物的问题，所以给了基层一定的剔除空间。

M | 对于那些被认定为不合理的诉求，基层可以申请不纳入满意率和解决率的考核。

N | 无论是之前大家谈论大模型兼容度，还是后来谈论模型适配和Token吞吐量，我们最核心的检验指标始终是：海光DCU芯片能否有效支撑上层的业务逻辑。各级承办单位内部会安排专门负责撰写工单剔除材料的人员，来证明诉求符合剔除标准。         因此，如果行业普遍以Token作为衡量单位来评价芯片或模型的算力、智能化程度，我们也倾向于以同样的视角、结合用户习惯，来评价海光DCU对上层的支撑能力。这个剔除不是随便申请的，它需要对应上级列出的可剔除清单，提交详细材料说明这个诉求符合哪一条，交由上级审核。这一次WAIC，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来呈现自身的技术和产品的。         提问：海光DCU已在20多个关键行业、300多个应用场景落地，但在大模型推理商业化方面，行业普遍面临算力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困境。

o | 如果材料不过关，被上级否决，这个工单还是要纳入考核。这就导致基层干部写这些剔除材料写得极其认真，用我们开玩笑的话说，就像写学术论文一样认真。我们调研发现，有的乡镇甚至有多达60%的诉求件被申请剔除。

p | 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工单空转”，即一群人围绕着一个不合理的诉求兜兜转转，耗费大量精力查清情况，写了一堆材料证明它不合理，最后上面不考核了，但大量的人财物已经浪费了。海光如何帮助客户缓解这个问题？          杜夏威：我们主要从两个视角来推进。《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不能在热线最前端就赋予接线员“叫停权”？目前推进的阻力在哪里？陈锋：如果在前端就能识别出恶意诉求或已进入法律程序的案件，直接剔除不再下派，基层的压力会小很多。目前的阻力在于，普通的接线员对基层治理本身的复杂性无法完全了解，大量的诉求脱离了情境也无法准确识别，只能根据培训按照关键词进行分类，所以经办部门也常抱怨派单不准，因为接线员要完成判断也很困难。另一个层面在于，数据是否实现了共享。12345热线往往不知道某人的诉求是否已经在法院或信访部门立案登记，前端没法判别，而热线的门槛又极低。我主张，政府一方面要保护诉求人的合法权益不被打击报复，另一方面也应该设立一定门槛，比如要求实名甚至输入身份证号，提醒诉求人要为自己的话负责，防范滥用公共资源。         第一个视角是作为算力供应方，要把握好自身的技术和产品，保障对模型快速迭代的有效支撑。早年110报警电话也同样面临不合理诉求超载的问题，但随着滥用警力被追责，这种情况就减少了。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积极推进了市面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的适配，同时也在打磨芯片对上层Token吞吐的效率。

q |          第二个视角是，这次WAIC我们也在积极呼吁，站在光合组织的角度，倡导产业链共同关注Token经济的良性循环，我们不希望重蹈当年软件行业在价值变现和商业闭环上的覆辙。12345也应当明确政府权责的边界，告诉公众，哪些是可以进入讨论的公共事务，而哪些属于民事纠纷，应当被纳入法律体系。《中国新闻周刊》：基层申请剔除某些不合理诉求的考核，谁来审核基层的剔除诉求是否合理？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和透明？陈锋：剔除的审核权肯定在制定清单、负责考核的上一级政府。         Token性价比的提升，是整个产业链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红利。原则上他们会按照清单去判断，但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弹性空间。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以低价来衡量算力、模型和Token产业的价值，而应该突出它们对产业变革的贡献。         性价比会随着技术迭代持续提升，但与此同时，必须保障产业链各环节获得合理的商业利益，这样才能形成正向循环。基层在调研中经常反映他们的困惑：同样的事项，可能上个月申请剔除成功了，下个月却没成功，而且退回往往也没有解释理由。         提问：您刚才提到Token正在成为AI时代的“数字石油”。对普通企业来说，Token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会怎样改变企业使用AI的方式？          杜夏威：Token的使用已经渗透到了个人层面，很多To C业务都能感受到Token带来的变化。对于B端用户，无论体量大小，都应该积极拥抱Token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它们既是产业上下游的长尾，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新生力量，需要重点支持。因为越是需要申请剔除的案件往往越复杂，很难简单套用某一条具体规定，审核人员的尺度差异就会显现出来。

r |          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来支撑中小企业。至于引入第三方监督，我持保留意见。一种是通过云原生的算力和Token服务，让中小企业无需自建即可便捷地获取Token，尝试以大模型或智能体来升级业务。

s | 另一种是，对于身处高精尖或细分领域的企业，我们提供符合其预期的私有化算力规模，保障敏感数据和高价值资产能够在企业自己的业务体系内安全使用。像以前网格化管理中把人居环境拍照交给第三方，结果第三方反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甚至出现寻租。         “云上+私有化”两种方式并行，既能提供低资产投入、高便捷性的云上Token服务，也能提供符合质量需求的中小规模私有化部署。制度如果出现短板，不能总想着机械地打“补丁”：遇到无理诉求就搞剔除，发现剔除不公平就找第三方，第三方寻租了又要找机制去规约第三方……这样只会让体系越来越复杂。当前体制下，上级政府内部有相应的督查机制，他们审核的初衷，既是给基层免责空间，也是监督基层、防止基层滥用剔除权。

t | 当企业需要快速迭代时，通过云上算力来支持；当业务进入可闭环状态时，通过私有化部署来保障数据安全和Token质量。现在有的地方高达60%的诉求件被剔除，我们需要看透“剔除”背后的现象。

u | 真正的恶意或无理诉求可能占比5%到10%，然而，这极少数诉求会消耗基层50%到60%的精力。

v | 剩余的被剔除工单，不能叫“诉求不合理”，而是“不应由12345来处理”。         提问：海光在软件栈建设上，从“可用”到“好用”目前走到了哪一步？          杜夏威：我们现在已经不再仅仅强调“可用”了。Day0级的适配已经非常普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是否能够开箱即用、开箱即好用，通过性能和Token吞吐来保障用户体验。         此外，我们也开始转向前瞻性布局，推动芯片与模型的紧耦合协同。我们已经针对部分大模型厂商的下一代模型迭代，提前开展芯片与模型的协同适配。比如宅基地纠纷化解不了，群众走了法院诉讼渠道，或者去信访部门登记了，这自然就该从热线系统剔除。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确保发布即可用，可用即好用。         提问：今年超节点非常热，去年很多还在发布阶段，今年已经落地了。基层面对的大多是小而多的琐碎事务，最适合的是简约治理；而数字化的科层治理虽然程序看似规范，但运行成本高，所有的路径如果全都挤进12345系统，形成诉求量的膨胀，原本职能部门就可以直接解决的问题多了一道程序。12345热线的优势，是可以以高位统筹的方式，系统性解决条块之间或部门之间的交叉问题。

从“锦标赛”到“达标制”《中国新闻周刊》：诉求到达上级之后，往往仍然会按属地原则派回基层来处理。这种“绕了一圈再回来”，与直接找基层干部相比，有什么区别？陈锋：从结果上看，两种方式可能都是基层来处理，但处理时的关系结构完全不同。您认为接下来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杜夏威：超节点成为WAIC的热点，呼应了模型快速迭代、走向更大规模参数量的趋势。海光的超节点今年已进入量产状态，我们联合光合组织上下游及整机合作伙伴，推出了基于海光CPU/DCU芯片的超节点方案。

w |          除了硬件本身的量产，我们还需要关注服务能力的打磨，特别是软件栈的完善度。如果老百姓直接找居委会和社区介入来解决，形成的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生产性治理关系”——你求助，政府回应，解决了问题，双方之间建立了一个相对积极的关系基础，这个关系有助于以后相互信任、相互配合。

x | 在大模型推理场景中，PD分离和PV Cache缓存等技术手段对性能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但如果是通过热线投诉，上面压下来，基层干部是在考核压力下被迫响应，他要填写各种材料进系统，要走规定的响应流程，要在规定时间内回复。老百姓那边呢？即便问题最后解决了，他也觉得这是他通过上级渠道施压的结果。

y | 所以双方之间既没有形成感谢，也没有形成信任。

z |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随着超节点规模扩大，故障率也会随之上升。

| 海光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在训练侧和推理侧的故障管控与快速恢复方面，已形成了一套成熟机制和软件补偿方案。         所以接下来需要重点推进两个维度：一是软件系统工程化来保障最优性能，二是可用性与稳定性来保障大规模部署后的服务可持续性。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基层干部是夹心饼干。         提问：现在大模型能做到万卡级的已经不多了，但十万卡级其实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型能完全撑满。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超节点要支撑多个大模型进行异构运算？这会带来什么问题？          杜夏威：以万卡或十万卡支撑单一用户时，国内真正做基模的厂商是聚焦的。他们需要持续的模型迭代，对训练集群几乎是锁定状态，可能每个月都要完成一次模型迭代。

| 上面通过热线系统对他进行监督，老百姓打电话也对他进行监督。因此，我们要有能力提供十万卡级的单一系统，来支撑单一模型的训练和持续迭代，这是我们具备的能力之一。

|          另一个维度是推理侧，现在已经进入海量并发的状态。用户喜欢用什么模型，我们不应绑定或限制。未来的十万卡集群还需要保障另一种能力：在高并发下，支撑各类头部模型实现高性能的Token吞吐。他很难主动去做什么，因为主动做了有时候反而把分母做大，满意率和解决率反而下降了。         这两种场景的特点完全不同，对我们的考验也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围绕海光芯片的十万卡交付，同时做好这两个层面的部署和支持。

| 以前有基层工作人员甚至“自编自演”，自己打电话进热线，上报容易解决的事项，再自己“解决”。在调研时，一位乡镇干部就跟我们说：“我们主动去办理了，结果考核排名反而降低了，这让我们非常沮丧。”《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前这种困境下，12345平台应当如何重新定位自身？陈锋：12345最初在很多地方被定名为“非紧急求助热线”，这个定位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反映渠道，现在它成了“事事有回响”的全能平台。未来12345应该有两个核心定位：一是向基层中转反馈并进行适当监督；二是作为更高层级的“数据情报中心”辅助决策。海量的诉求数据实际上是“城市的体检”。对于新就业群体、网络平台侵权等过去职责划分不清晰的“新场景”，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把“一个问题”变成“一类问题”，通过制度化的政策变革来系统性解决，这才是12345的重心所在。把这些数据提炼为政策决策的依据，比一件件逐个处理诉求，对城市治理的贡献要大得多。不过，这种方法也面临局限。“一类问题”能解决的，是那些有明确技术路径、有现实政策空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那些根植于社会结构性矛盾、短期内没有替代方案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见效。12345系统希望“又快又好”地解决所有事情，但很多治理问题是快不了的。比如校园周边的交通拥堵，只要缺乏通学公交等根本性的替代方案，单靠基层在校门口调度，再怎么反复投诉也无法根本化解；再比如历史遗留的房产证问题、农村长期的宅基地纠纷，这些更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有些矛盾甚至需要靠时间去慢慢消化。这时候需要看到，核心的问题在于考核的指挥棒。为什么基层要写那么多材料？因为需要申请剔除无效诉求。

| 为什么会造假？因为指标太刚性，不造假就得扣分，可能影响晋升。以我们调研的某市为例，不同情况下，要求反馈诉求的时间在两小时到两周不等。这套时限以“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为核心，要求的是：你必须快，还必须让对方满意。但有些问题客观上既无法快速解决，也无法让一个抱有不合理预期的诉求人满意。我一直建议把考核周期拉长，可以按季度或半年度来进行考核。另外，我主张把“锦标赛制”改成“达标制”。现在的逻辑是对各地12345响应的情况排名，然后对后几名进行问责。我建议改成达标制，比如满意率达到90%就算合格，毕竟，不合理诉求的那部分，你无论怎么努力，诉求人都不会满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一下子松绑，否则也可能导致基层一下子松懈下来。12345热线的积极功能是改变了原来某些基层干部的不良工作作风，这是事实。我们需要给基层时间和空间，必须重塑百姓、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平衡关系，强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常规自理的能力。记者：李沁桦编辑：徐天